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见证者在老去但真相与和平永不老去

中新网南京12月6日电 (杨颜慈)寒冬中,在刚刚描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(又称“哭墙”)前,“奠”字高悬,黄菊摆放,烛火燃烧。82年前的浩劫亲历者、如今的和平“代言人”陆续从寒风中走来,与惨遭日军屠戮的亲人跨时空“重逢”。

6日,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在“哭墙”前举行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、陈德寿及二位老人的家人聚集,为遇难亲属焚香、献花、鞠躬。老人们诉说对亲人的思念,交流着对和平的祈愿。

“欣慰的是,我现在的家庭非常幸福,家里非常注重传承这段历史。我的儿女很孝顺,很重视将老一辈发生的事,将历史真相告诉下一辈孩子们。我的儿孙辈生活在和平年代,也有机会走出国门,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,去宣传反战,宣传和平。”路洪才说。

1937年12月13日,中华门东转龙驹4号地洞里发现路洪才的母亲路夏氏、妹妹路小毛、外祖父夏老三、外祖母夏赵氏、二舅夏瑞、三舅夏端被杀。

那么要如何预防激素性青光眼呢?首先,对于需长期使用激素患者,需定期进行眼科检查,尤其是有青光眼家族史者,因为有青光眼家族史、年轻人、高度近视眼、结缔组织病、对激素高敏感者等,使用激素后眼压容易升高。其次,对于激素类药物合理用药,不可随意滥用药。最后,若发现眼压升高,需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缓慢停药,通过药物降眼压、甚至激光或手术治疗。

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常用药主要有地塞米松、可的松、氟米龙、甲羟松等。虽然激素类药物使用可能导致眼压升高、甚至继发性青光眼,但并不是一用激素眼压就升高,一般发生激素性高眼压或青光眼者,除了患者的本身疾病、易感性这些因素外,患者的用药时间及用药类型可对眼压产生不同的影响,多为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所致。研究发现,激素性青光眼多发生在眼局部或全身使用相关激素药物超过2-6周时,眼压升高与用药持续时间呈正相关关系。

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,赵婷的双眼眼压非常高,均为晚期青光眼,患病时间并不短。虽然能通过治疗缓解眼压,但视力已经不能恢复了。

重庆晨报·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

西南医院眼科专家谭莲介绍,激素性青光眼,是指局部或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后所诱发的一种眼压升高,进而可发展为继发性开角型青光眼。一旦发展至激素性青光眼,视力和视野都会发生不可逆损害。由于糖皮质激素应用越来越广泛,该类型的青光眼也越来越多。

描新,是为了更深刻地铭记,也是为了让垂垂老矣的幸存者可以方便找到自己遇难亲人的名字。

陈德寿之女陈嵘说,父亲自己默默地“消化了”大屠杀带给他的伤害,通过感恩现在生活的幸福和美好来告诉大家,之前的生活很不容易,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。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讲述一家六口遇害经历。杨颜慈 摄

在“哭墙”的另一边,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在家人的陪伴下,在冰冷的“哭墙”上逐一寻找遇难亲属的名字。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德寿“哭墙”前祭亲。杨颜慈 摄

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属向遇难亲人敬献鲜花。杨颜慈 摄

家住渝北区的赵婷从小就有近视,但一直都不严重,“左眼200度,右眼300度保持了十几年了。”但从一年前开始,她的近视程度突然迅速增加。一年内到家附近的眼镜店换了4次眼镜度数,双眼度数都明显增加。

“我常跟我的儿女、孙子后代们说,这是我们的家史,虽‘小’,却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。我们不是去仇恨日本人,而是要记住军国主义的残暴,记住战争的残忍,记住和平的宝贵。战争中,无论侵略者,还是被侵略者,都是战争的受害者。”陈德寿说。

赵婷还发现,自己的眼睛开始时不时地胀痛,她原本以为是平时看手机看多了,每次眼睛疼痛就会闭目休息,以减少自己看手机、玩游戏的时间,但疼痛越来越频繁。12月中旬,难以忍受的疼痛再次袭来,而且还让她有些想吐,赵婷这才想到去家附近的西南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。

这条长43米、高3.5米的“哭墙”距离馆内的万人坑遗址不足百米。目前,超万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姓名被深深嵌入墙体。每年这个时候,志愿者们会一笔一划把名单墙上遇难者的名字,一一描新。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是一个苦难的家庭,一段家国的记忆。

见证者在老去,但真相与和平永不老去。(完)

“这边是我父亲陈怀仁,这里是我姑妈陈宝珠。”现年88岁的陈德寿已经看不清“哭墙”上的字体,但每逢清明节和12月13日前后,他都会来此祭奠亲人。两位亲人在“哭墙”上的位置,以及1937年那段挥之不去的历史一直铭刻心间。

路洪才老人一遍遍重复着,“尽管我当时只有6岁,但已经开始记事了。长大后,我奶奶、父亲、大舅舅都跟我说过这段历史。这段记忆,太深刻了。那段时候的生活,太苦了。”

“我的外公、外婆、母亲……都在(‘哭墙’上),不过我眼睛已经看不清了。”87岁的路洪才在家人的指引下,走到每位遇难亲人的名字前,行三鞠躬礼。

昨日,33岁的赵婷(化名)已经接受青光眼治疗将近1周了,此前,赵婷一直以为自己看不清东西是因为近视了,“我还那么年轻,家里也没人得这个病啊。”而致病的原因,则和她多年的一个习惯有关。

家祭仪式结束,年近九旬幸存者们领着家人在名单墙前一一“认亲”。

听到赵婷说的这个小习惯,医生告诉她,她患上的应该是激素性青光眼,“致病的就是你习惯用的地塞米松软膏,那是一种糖皮质激素类软膏。”

82年前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,但老人的童年阴影却烙印至今。

医生详细询问了赵婷的病史和她日常的一些习惯,随后问了她一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,“你脸上的这些痤疮,平时怎么处理呢?”赵婷说,自己脸上的红色痤疮属于老毛病了,几年来时不时会犯一下,“犯了我就用地塞米松软膏来擦,擦一段时间就会好。”

赵婷回忆,地塞米松软膏是她有一次去看皮肤科时医生开给她的,她用着觉得方便又实惠,后来再出现皮肤问题她就自己买来擦。

“父亲和姑妈的死,就意味着当时家里头两个有挣钱能力的人没了,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?”陈德寿说,一场战争使当时幸福的八口之家支离破碎:姑妈的两个孩子一个送进了孤儿院,一个给人家做了养女,自己的祖母和妹妹也感染瘟疫相继离世。为了筹钱安葬亲人,母亲只能无奈改嫁。八口之家,只剩下自己和爷爷相依为命。

33岁的她青光眼晚期

赵婷对于青光眼的检查结果有些不相信,“我们家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啊。”赵婷开始和自己的主治医生一起寻找患病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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